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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互联网匿名检测11.4%为阳性 高于常规检测水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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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艾滋互联网匿名检测11.4%为阳性

  根据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,今年1月到10月,本市共发放1869只尿液采样包,回收774份尿液样本,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,筛查阳性率为11.4%,远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

  本报讯(记者 张小妹)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。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,今年1月到10月,本市通过“互联网+艾滋病多元化检测”发放了1869只尿液采样包,回收774份样本,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,筛查阳性率为11.4%,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

  774份尿液样本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

  从2015年开始,本市在全国率先利用“互联网+艾滋病多元化检测”模式,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开展试点并推广。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卢红艳介绍,“发放途径包括民间草根组织发放给男男性行为群体,同时带给性伴进行检测;摆放在药店自行去拿,避免与相关组织见面;在性病门诊由医生发放,并动员性伴检测;放置在某些设备机器中,需要的人自取等。”

  根据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,2017年1月到10月,本市共发放1869只尿液采样包,回收774份尿液样本,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,筛查阳性率为11.4%,远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“以往比较多的是通过医疗机构的检验检查发现感染者,发现概率比较低。去年我们曾经发动8万多名男男性行为者面对面检测,检出率也仅为2%-3%,”卢红艳说,“而互联网+检测均是匿名进行,全程不露面、不报名,很好地保护了检测者的隐私。这种去敏感化的方式更容易被检测者接受,也帮我们发现了平时没有接触到的感染者。”

  为有效控制艾滋病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的势头,本市还将“互联网+艾滋病尿液匿名检测”模式带进高校校园。截至今年10月底,北京市在海淀区、朝阳区、房山区开展了专项试点工作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20余所高校参加了此项目。

  艾滋患者入组治疗从100天缩至10.3天

  市疾控中心相关人员介绍,为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,本市艾滋病防治坚持源头治理,采取多种检测模式。目前本市已建立246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,11家艾滋病确证实验室,329个检测点,99.4%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开展艾滋病、梅毒抗体快速检测能力。

  此外,今年本市全面推行“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转诊绿色通道”工作,简化了艾滋病病患入组治疗流程,病人发现到治疗的时间从2011年的100天缩短到10.3天,新报告病患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2016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。

 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,过去艾滋病患者入组治疗流程包括三个环节:综合医院发现感染者后,将疫情报给疾控中心,由疾控中心进行随访和流行病调查、治疗转诊等;疾控中心再转到定点医院进行治疗;其间还需要对患者资料进行审核等。“早在2011年前,流程长达一个月到三个月。我们发现这期间容易‘丢失’患者,患者的治疗意向也会随之弱化。”卢红艳说,因此从2015年开始,本市从朝阳区试点简化流程,逐步扩展到三个区,今年在全市范围推广简化流程,减少患者等待时间,10天左右就可进入治疗环节。

  故事

  一家四名感染者从未提过“艾滋”二字

  隐匿,依然是不少艾滋感染者的原则之一。在检测途径上,“匿名检测”更容易被接受,在日常交流中,他们也不愿直接提及“艾滋”一词。

  22岁的冉冉有个秘密。一次紧急输血导致母亲感染、在未发现的情况下进行母乳喂养,一家六口人中,4个人都不幸成为艾滋感染者。“钙片”、“按时吃药”、“最近身体怎么样”……组成了日常关心的全部。尽管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,并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们生活的点滴,但是,“艾滋”两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这家人的交流中。

  代名词——“钙片”

  从11岁开始服药起,冉冉一直以为自己吃的是钙片。“天天吃,烦死了,妹妹都不用吃。”冉冉经常抱怨。“这是钙片,吃了长高个儿。”妈妈劝她。同龄但是格外懂事的姐姐也说:“咱俩一起吃,吃了就能长得跟姐姐那么高。”

  年幼的单纯,信息的闭塞,冉冉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吃的是什么。学校的某些课程里开始提到“艾滋病”,里面写道:“共用餐具、一起吃饭就会传染艾滋病。”“这个病太可怕了!”冉冉对这些表述记忆深刻。

  2008年,五年级新学期开学了。一直和冉冉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姐姐却没能再一起上学。姐姐病了,腹部肿大,送到医院后检查说是肝脏有问题。由于拿不出医药费转院寻求更好的救治,在病床上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,冉冉的姐姐在病痛中离去了。

  从医生和父母交流的只言片语中,冉冉联想到了她们一起服用的那瓶“钙片”。她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下“钙片”的名字,终于了解到真相。通过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科普知识,冉冉逐渐还原了一家四口的艾滋传播路径:一次紧急的输血导致母亲感染、母亲的乳汁又将病毒传播给了冉冉和姐姐、弟弟,被送到姥姥家的妹妹则成了病毒传播链里的唯一“掉队”的幸运儿……

  无声地搬家

  “冉冉醒醒,起床了”。2006年一个秋天的凌晨,睡梦中的冉冉被妈妈叫醒,睁眼一看,家里的地上摆满了大包小包。妈妈一边给冉冉穿衣服,一边用简短的话回答她的疑问:“搬家。”

  夜色中,摇摇晃晃的小货车带着睡眼惺忪的冉冉,沿着村里颠簸不平的小路一直往前开。双胞胎的姐姐睡着了,年幼的弟弟在妈妈的怀里也睡着了。到了县里,天已经蒙蒙亮。一夜之间,他们一家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,匆忙离开了。

  搬家前一年,冉冉和妈妈、姐姐出现了一种皮肤疾病,痒。村里的医生给开了涂抹的药,但效果时好时坏。后来,医生跟冉冉爸爸说:“要不你们去化验一下血吧。”带着疑虑,冉冉妈妈先去化验了血。再后来,冉冉姊妹三个以及刚一岁多的弟弟都被带到镇医院化验了血。没多久,冉冉一家就连夜搬走了。

  镇医院也是冉冉和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。1995年,由于分娩过程大出血,冉冉的大伯在医院门口联系了血贩子,给冉冉妈妈紧急输了一袋血。接着,县医院也调来部分血,这才把冉冉妈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乳汁成了冉冉妈妈对历险才来到世上的双胞胎姐妹的最大回馈。而隔两年出生的妹妹由于寄养在外婆家,几乎没有吃过几口母乳,无意间竟成了唯一“掉队”的幸运儿。

  父亲的秘密

  当年的化验结果冉冉从来没看到过,她也从来无法得知父亲看到化验结果时候的心情。一家六口,4个感染了艾滋病,父亲是如何扛过来的?

  “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父亲是秘密地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我们连夜搬到县城的时候,已经找好了新家,我和姐姐、妹妹第二天就进了新学校。”2017年11月末,22岁的冉冉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说。

  而姐姐的去世则打破了父亲努力维持的“正常生活”。在失去女儿的悲痛中,冉冉的母亲一度精神失常,每天都在自言自语,生活无法自理。原本外出务工维持生计的父亲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,有时冉冉的母亲会激动地喊:“如果知道会感染,当年死了也不能输血!”气急了的父亲也不再理智:“如果知道会感染,后面的孩子都不要了!”

  他们不是没有去“追责”过,但是当年的镇医院不愿意提供档案,更不承认输血和医院有关系,而门口的血贩子更是难寻踪迹。到底是哪袋血出了问题,他们都无法确认。“认命、离开”成了父亲的唯一决定。

  从未提及过的两个字

  家里没有人公开讲过感染的事情,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知道了这个秘密,但又都不谈及这两个字,交流也从未因此而有障碍,血缘的默契让他们彼此心知肚明。

  曾经很长时间,母亲以为吃饭会传播病毒,便悄悄单独给没有感染的妹妹准备碗筷和饭菜。“我不要,我要跟你们一起吃饭!”妹妹抗拒。有时母亲也会试探着问妹妹:“以后结婚,对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,不愿意怎么办?” “那就不嫁,嫌弃我家人的,我就不嫁!”

  冉冉的婚事也被家里提上议程。“要不找个圈内的,相处试试?”冉冉听到家里含蓄的催婚,就笑着回答:“还没遇上合适的呢。”

  唯一的幸运儿妹妹很关心冉冉,“你要记得按时吃药”、“最近身体怎么样”,这些微信里的问候,冉冉都懂。文/本报记者 张小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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