艾滋互联网匿名检测11.4%为阳性 高于常规检测水平

　　艾滋互联网匿名检测11.4%为阳性

　　根据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，今年1月到10月，本市共发放1869只尿液采样包，回收774份尿液样本，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，筛查阳性率为11.4%，远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

　　本报讯(记者 张小妹)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。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，今年1月到10月，本市通过“互联网＋艾滋病多元化检测”发放了1869只尿液采样包，回收774份样本，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，筛查阳性率为11.4%，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

　　774份尿液样本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

　　从2015年开始，本市在全国率先利用“互联网+艾滋病多元化检测”模式，在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中开展试点并推广。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卢红艳介绍，“发放途径包括民间草根组织发放给男男性行为群体，同时带给性伴进行检测；摆放在药店自行去拿，避免与相关组织见面；在性病门诊由医生发放，并动员性伴检测；放置在某些设备机器中，需要的人自取等。”

　　根据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，2017年1月到10月，本市共发放1869只尿液采样包，回收774份尿液样本，检出87份HIV抗体阳性者，筛查阳性率为11.4%，远远高于常规检测的阳性率水平。“以往比较多的是通过医疗机构的检验检查发现感染者，发现概率比较低。去年我们曾经发动8万多名男男性行为者面对面检测，检出率也仅为2%-3%，”卢红艳说，“而互联网＋检测均是匿名进行，全程不露面、不报名，很好地保护了检测者的隐私。这种去敏感化的方式更容易被检测者接受，也帮我们发现了平时没有接触到的感染者。”

　　为有效控制艾滋病在青年群体中传播的势头，本市还将“互联网+艾滋病尿液匿名检测”模式带进高校校园。截至今年10月底，北京市在海淀区、朝阳区、房山区开展了专项试点工作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等20余所高校参加了此项目。

　　艾滋患者入组治疗从100天缩至10.3天

　　市疾控中心相关人员介绍，为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，本市艾滋病防治坚持源头治理，采取多种检测模式。目前本市已建立246家艾滋病筛查实验室，11家艾滋病确证实验室，329个检测点，99.4%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开展艾滋病、梅毒抗体快速检测能力。

　　此外，今年本市全面推行“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转诊绿色通道”工作，简化了艾滋病病患入组治疗流程，病人发现到治疗的时间从2011年的100天缩短到10.3天，新报告病患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2016年同期提高了24个百分点。

　　北青报记者了解到，过去艾滋病患者入组治疗流程包括三个环节：综合医院发现感染者后，将疫情报给疾控中心，由疾控中心进行随访和流行病调查、治疗转诊等；疾控中心再转到定点医院进行治疗；其间还需要对患者资料进行审核等。“早在2011年前，流程长达一个月到三个月。我们发现这期间容易‘丢失’患者，患者的治疗意向也会随之弱化。”卢红艳说，因此从2015年开始，本市从朝阳区试点简化流程，逐步扩展到三个区，今年在全市范围推广简化流程，减少患者等待时间，10天左右就可进入治疗环节。

　　故事

　　一家四名感染者从未提过“艾滋”二字

　　隐匿，依然是不少艾滋感染者的原则之一。在检测途径上，“匿名检测”更容易被接受，在日常交流中，他们也不愿直接提及“艾滋”一词。

　　22岁的冉冉有个秘密。一次紧急输血导致母亲感染、在未发现的情况下进行母乳喂养，一家六口人中，4个人都不幸成为艾滋感染者。“钙片”、“按时吃药”、“最近身体怎么样”……组成了日常关心的全部。尽管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并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们生活的点滴，但是，“艾滋”两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这家人的交流中。

　　代名词——“钙片”

　　从11岁开始服药起，冉冉一直以为自己吃的是钙片。“天天吃，烦死了，妹妹都不用吃。”冉冉经常抱怨。“这是钙片，吃了长高个儿。”妈妈劝她。同龄但是格外懂事的姐姐也说：“咱俩一起吃，吃了就能长得跟姐姐那么高。”

　　年幼的单纯，信息的闭塞，冉冉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吃的是什么。学校的某些课程里开始提到“艾滋病”，里面写道：“共用餐具、一起吃饭就会传染艾滋病。”“这个病太可怕了！”冉冉对这些表述记忆深刻。

　　2008年，五年级新学期开学了。一直和冉冉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姐姐却没能再一起上学。姐姐病了，腹部肿大，送到医院后检查说是肝脏有问题。由于拿不出医药费转院寻求更好的救治，在病床上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，冉冉的姐姐在病痛中离去了。

　　从医生和父母交流的只言片语中，冉冉联想到了她们一起服用的那瓶“钙片”。她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下“钙片”的名字，终于了解到真相。通过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科普知识，冉冉逐渐还原了一家四口的艾滋传播路径：一次紧急的输血导致母亲感染、母亲的乳汁又将病毒传播给了冉冉和姐姐、弟弟，被送到姥姥家的妹妹则成了病毒传播链里的唯一“掉队”的幸运儿……

　　无声地搬家

　　“冉冉醒醒，起床了”。2006年一个秋天的凌晨，睡梦中的冉冉被妈妈叫醒，睁眼一看，家里的地上摆满了大包小包。妈妈一边给冉冉穿衣服，一边用简短的话回答她的疑问：“搬家。”

　　夜色中，摇摇晃晃的小货车带着睡眼惺忪的冉冉，沿着村里颠簸不平的小路一直往前开。双胞胎的姐姐睡着了，年幼的弟弟在妈妈的怀里也睡着了。到了县里，天已经蒙蒙亮。一夜之间，他们一家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，匆忙离开了。

　　搬家前一年，冉冉和妈妈、姐姐出现了一种皮肤疾病，痒。村里的医生给开了涂抹的药，但效果时好时坏。后来，医生跟冉冉爸爸说：“要不你们去化验一下血吧。”带着疑虑，冉冉妈妈先去化验了血。再后来，冉冉姊妹三个以及刚一岁多的弟弟都被带到镇医院化验了血。没多久，冉冉一家就连夜搬走了。

　　镇医院也是冉冉和兄弟姐妹出生的地方。1995年，由于分娩过程大出血，冉冉的大伯在医院门口联系了血贩子，给冉冉妈妈紧急输了一袋血。接着，县医院也调来部分血，这才把冉冉妈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乳汁成了冉冉妈妈对历险才来到世上的双胞胎姐妹的最大回馈。而隔两年出生的妹妹由于寄养在外婆家，几乎没有吃过几口母乳，无意间竟成了唯一“掉队”的幸运儿。

　　父亲的秘密

　　当年的化验结果冉冉从来没看到过，她也从来无法得知父亲看到化验结果时候的心情。一家六口，4个感染了艾滋病，父亲是如何扛过来的？

　　“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父亲是秘密地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我们连夜搬到县城的时候，已经找好了新家，我和姐姐、妹妹第二天就进了新学校。”2017年11月末，22岁的冉冉向北青报记者回忆说。

　　而姐姐的去世则打破了父亲努力维持的“正常生活”。在失去女儿的悲痛中，冉冉的母亲一度精神失常，每天都在自言自语，生活无法自理。原本外出务工维持生计的父亲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，有时冉冉的母亲会激动地喊：“如果知道会感染，当年死了也不能输血！”气急了的父亲也不再理智：“如果知道会感染，后面的孩子都不要了！”

　　他们不是没有去“追责”过，但是当年的镇医院不愿意提供档案，更不承认输血和医院有关系，而门口的血贩子更是难寻踪迹。到底是哪袋血出了问题，他们都无法确认。“认命、离开”成了父亲的唯一决定。

　　从未提及过的两个字

　　家里没有人公开讲过感染的事情，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但又都不谈及这两个字，交流也从未因此而有障碍，血缘的默契让他们彼此心知肚明。

　　曾经很长时间，母亲以为吃饭会传播病毒，便悄悄单独给没有感染的妹妹准备碗筷和饭菜。“我不要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吃饭！”妹妹抗拒。有时母亲也会试探着问妹妹：“以后结婚，对方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不愿意怎么办？” “那就不嫁，嫌弃我家人的，我就不嫁！”

　　冉冉的婚事也被家里提上议程。“要不找个圈内的，相处试试？”冉冉听到家里含蓄的催婚，就笑着回答：“还没遇上合适的呢。”

　　唯一的幸运儿妹妹很关心冉冉，“你要记得按时吃药”、“最近身体怎么样”，这些微信里的问候，冉冉都懂。文/本报记者 张小妹